枕頭

國民黨將領、麻城人夏鬥寅在麻城當地及鄂東地區清洗共產黨人、工農幹部時，使用了極其殘暴和恐怖的手段，他還特別熱衷於折磨、羞辱婦女。1930年，他通令全軍，只要發現剪了短髮的婦女，結婚一律就地槍決。圖為大別山地區留短髮的共產黨女游擊隊員。
　　近日，美國當代最有影響的漢學家之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婚禮企劃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羅威廉的《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報約請了兩位書評人對羅威廉的研究進行了評述。羅威廉以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對麻城七個世紀所發生的暴力史研粳得到了劉軍的認可。而他以陳宏謀展開的思想史和社會餐飲設備史研粳卻受到了劉仲敬的質疑。
　　麻城暴襯衫力史的獨特性
　　麻城暴力在歷史上不絕如縷的原因有三：婚禮主持推薦第一是地理位置，第二是政治文化，第三是階級結構。
　　羅威廉20世紀80年代在武漢做研究時，註意到麻城有悠久的暴力傳統。他為此翻閱了從1530年到1997年的七部麻城地方縣誌，希望藉此對中國農村社會歷史上的暴力現象提供一個宏觀的理解，探索中國農村社會暴力萌生的原因。
　　羅威廉認為，麻城的暴力史並非中國社會暴力史的典型案例。其在歷史上不絕如縷的原因有三：一個是地理位置。麻城位於大別山南麓，有若干穿越高山的要隘，可謂是四戰之地。一旦發生戰爭，過境的軍隊等武裝組織就會給麻城帶來動蕩。
　　第二個是政治文化。當地民間傳說和歷史遺跡中，流傳著許多有關暴力的故事，而地方史家和方志編撰者也出於各自的目的，時而把強人描繪為英雄人物，時而又把他們貶為盜賊、土匪。
　　第三個是階級結構。麻城農業經濟的長期發展造成土地集中、兼併加劇，貧富分化造成了大地主階級、中小農戶及無地、失地佃農的階級對立。另外，麻城還有一個數量龐大的服務於士紳地主的僕役階級，奴僕階層經常發動“奴變”，到民國時期仍是如此。“奴變”也是明清更替之際造成麻城血腥動蕩的主要原因，前後持續了二十餘年。
　　理解暴力演進的“概念框架”
　　儒家希望通過文質彬彬的“禮樂文明”制約農耕社會內部的暴力、攻擊和掠奪的衝動，終結封建戰爭，建立禮治國家，但未能成功。
　　羅威廉雖然強調多描述，少分析，多細節，少結構，但我們不妨借助關於暴力的“概念框架”建構來進一步理解其歷史敘述中的動力機制。
　　德國學者埃利亞斯認為，歐洲近代以來社會內部暴力呈現減少的趨勢，原因在於宮廷、上層階級通過文明的行為舉止來制約統治階級的暴力衝動。從宮廷禮儀，到中產階級彬彬有禮的舉止，歐洲的文明進程通過塑造身體的羞恥感、倡導文明的舉止和禮儀，促進各階級成員的社會化進程，減少社會內部的暴力衝動。美國學者諾思等人認為，“自然國家”在統治階級內部採取“設租”的方式來控制和減少暴力——國家在統治階級之間通過博弈達成妥協，賦予統治階級以進入關鍵戰略資源的特許權，從而減少國家內部的暴力衝突，國家由此得以逐漸壟斷暴力、維持和平。
　　埃利亞斯的禮儀文明制約暴力論，在中國儒家思想的禮制中可見其對應。
　　國家設租而賦予統治階級特權，從奧斯曼帝國、大明帝國等政權賦予其統治階級的各種特權可見一斑——其開國軍功集團等大封建主階層、科名入仕的官僚階層、聚斂兼併的大地主階層以及僧團階層等，一旦通過世襲、科舉、信仰服務等制度路徑進入統治階層，即可以分享統治階級獨享的租金（各種封地蔭職，鹽鐵、煙酒官營，或免稅、免役之類的租金減免）。
　　暴力的國際比較模型
　　國家財政汲取能力枯竭引發軍隊叛亂和“民工”起義，統治階級內部分裂等問題相繼發生。
　　但是，文明體制“禮崩樂壞”，特權制度屢致暴亂，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故事。美國學者戈德斯通分析了英、法、美革命乃至奧斯曼帝國和大明王朝鼎革的過程，總結出三個引致近代革命的要素：財政汲取能力枯竭而導致國家能力崩闌精英集團因為過度競爭而分裂；出現了新的社會群體動員的潛能。
　　戈德斯通提煉的國家崩潰、社會失序模式，在《紅雨》中頗多反映。比如麻城在明末的動亂，揭示出這三種結構性動力互相促進、互相激蕩而導致的後果：國家財政汲取能力枯竭，造成拖欠軍費、強制勞役或濫發貨幣，這些行為引發軍隊叛亂和“民工”起義；有些大地主的奴僕佃戶（多達數千乃至萬人）通過各種社會聯合而動員，在明清易代之際多次發動暴亂，並匯入明末起義軍的洪流，摧毀了明朝的基業。
　　普遍、公平的原則政治
　　在麻城暴力的動力機制背後，隱含著財政負擔義務不公、特權超國民待遇、權利不平等這些“前現代”（早期現代）國家制度慣性遺留的危害。
　　《紅雨》中歷歷在目的暴力畫捲，連同戈德斯通所關註的“早期現代”，都已經是歷史煙雲，但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結構動力所揭示的教訓，卻仍然富於警示的意涵。這些動力機制的背後，隱含著財政負擔義務不公、特權超國民待遇、權利不平等這些“前現代”（早期現代）國家制度慣性遺留的危害。
　　“現代國家”（相比於“前現代國家”）財稅基礎和動力發生了變化。現代以來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國家的財政基礎由封建主、自耕農的田賦收入，轉變為普遍施加於公民的各種稅收。同時，現代國家在履行公共職能的過程中，依賴於稅收、國債等公共財政手段。現代公民（納稅人）要求限制國家權力以保護自身的財產權利，從而催生了現代法治國，傾向於建設“有限”且“有效”的政府，行使公共權力，保護公民權利，增進社會福祉。
　　現代法治國的公共財政制度，要求公平、效率、法定、普遍等原則。由此看來，在當代公共財政制度中實施“以少馭多”的殘留制度，通過特權制度將財稅負擔加諸大多數人，封閉下層新晉精英向上流動的空間，而使少數特權者享受更多的利益轉移，這是更大的不公平，孕育著更多的危機。因此，“民主財政論”研究者布坎南等人的主張——逐步實現普遍性公平原則支配下的原則政治——是可以與《紅雨》中的歷史經驗對勘的。□劉軍（學者）
　　【延伸閱讀】
　　《暴力與社會秩序》 （美）諾思 瓦利斯 溫格斯特 著，杭行 王亮譯，格致出版社
　　《血酬定律》 吳思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麻城在7個世紀中卷入的部分暴力事件
　　1、元朝末年紅巾軍起義 鄒普生、徐壽輝1351年8月在麻城發動起義。
　　2、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 崇禎16年4月底，張獻忠占領麻城，收編義軍，消滅許多山寨。
　　3、滿人的征服 清將徐勇剿滅麻城當地的四十八寨聯盟。
　　4、清初的三藩之亂 吳三桂煽動麻城的山寨寨主劉君孚1674年發動叛亂，清廷官員於成龍平定。
　　5、19世紀中葉的太平軍和捻軍起義 1853年1月後，太平軍在南京和武漢之間來回穿行，幾乎每次行軍都會橫掃麻城。
　　6、20世紀20年代的國民革命 辛亥革命之後，麻城成為大批土匪和匪軍劫掠的目標。1927年，共產黨人在黃安、麻城發動了黃麻起義。
　　7、20世紀30年代的國共內戰 共產黨軍隊與國民黨軍隊為爭奪麻城東北部多次激戰。肅反運動中，張國燾在麻城大清洗，殺害了許多共產黨幹部。
　　《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是美國漢學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家、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羅威廉的代表作，2004年出版後好評如潮。
　　本書敘述的時間段從元末農民大起義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研究的地域集中在大別山南麓、鄂豫皖交界處的一個小縣城——湖北麻城。羅威廉關註普通人的生活，撰寫的並非“沒有事件的歷史”，而是對當地的重要事件進行了詳盡的描繪——從元末的紅巾軍、明末的白蓮教、清軍入關、清初的三藩之亂、19世紀中葉的太平軍和捻軍起義，直到上世紀20年代的國民革命、上世紀30年代的國共內戰。
　　羅威廉採用了編年史方式的敘述方法，多描述而少分析，重細節而輕結構，很多場面描寫頗具文學性，讀起來流暢生動，如同講故事。羅氏的敘事方式，能夠使讀者感受到鮮活的“在場”的中國曆史。　　（原標題：探秘麻城暴力史）